济宁市原市长梅永红辞职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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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谈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并非心血来潮
辞职，正常不过的人力市场行为。但一碰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话题，辞职就不是那么痛快了。近日，济宁市原市长梅永红选择挂冠而去的消息，又一次触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９月８日上午，深圳华大基因对外确认，梅永红将加入华大基因，并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厅级干部下海，外界哗然。有评论指出，官员下海应有制度约束。梅永红作为一市市长，辞职事宜需给当地群众一个交待，以免引起猜测。官员下海当然不能损害国家利益，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梅永红的同窗好友讲述了他们眼中的老梅——“因工资低辞职？他不是那样的人”，提供了另一个视察视角。
“辞职不是心血来潮”“昨天在同学群里知道的，我们都很震惊。”丰凯谈起大学同窗的梅永红辞职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大家也很遗憾，这么高的职位，本以为还会继续往上走。”
丰凯说，大家都不理解梅永红为什么突然辞职，纷纷打去电话，梅永红语态很平静，只是承认了自己辞职，简单说了句“自己还在外面，不便详说”，就挂断了电话。
今年５０岁的梅永红到济宁任职已近５年。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他作为中组部从５４个中央部委选派到地方任职的６６名中青年干部之一，到济宁先后任济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成为市长。
梅永红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之后在农业、科技两部委工作长达２３年。转任地方后，梅永红全面主持济宁市政府工作。几乎没有人怀疑，已经是正厅级干部的梅永红没有理由不在体制内继续待下去。
“我觉得他应该是考虑了很久，才慎重做出这个决定，不是心血来潮。”丰凯说，梅永红性格偏内向，平时在同学群里常聊起家事，很少谈工作，辞职一事一句也没提过。
此次辞职，“大概还是想回归农业吧。”丰凯说，他做事认真，追求完美，是个有思想的人。
有媒体报道称，梅永红辞职后将南赴深圳出任华大基因ＣＥＯ。该公司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基因研发机构。梅本人未回应此事。
梅永红的朋友圈转载过一篇文章《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文章中提到了公务员的生存状态，大意是公务员抱怨的多，辞职的少，因为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旱涝保收，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其实如果你始终保持这种能随时离开，并且离开之后能过得比现在更好的能力，也就给了你一种无欲则刚的底气”。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在做事业，是有理想的，能够表现独到的视野，比常人更多一份执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这是梅永红在济宁任职期间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从那时起，他已经为自己埋下离开的伏笔。
读大学时每月２４．５元生活费梅永红在接受南都采访时，曾说自己每天工作都在１０个小时以上，早上８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８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１０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一个月７０００元工资，下面县长、县委书记等工资只有３０００多，还不如打工挣得多。
梅永红辞职后，这段访谈再次被公开，他被舆论理解为因工资低而离职。
“他不是那样的人。”梅永红大学时同寝的舍友王洋说。
“他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有时候回华农，都不直接找学校，叫上好朋友随便找个小餐馆吃饭。如果我提前知道，肯定会按规格接待，但他就是不想麻烦学校。”梅永红母校华中农业大学一名干部说。
王洋说，梅永红曾亲口告诉过自己，在济宁的这五年，他从来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这是他给自己定的铁律。
在王洋的印象中，老同学梅永红是他“见过的最不像领导的领导”，从不讲究穿着，“去年国庆节回黄梅老家时，他拎着几个包裹，一个人坐火车到了武汉，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到站才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了家”。
梅永红家中还有老母和弟弟，住在老小区里，梅的弟弟在黄梅打工，弟媳一人在家照顾母亲。梅每次回家总少不了给母亲买补品。
梅永红念书时的拮据至今令王洋印象深刻。１９８３年９月，梅永红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每个月２４．５元的生活费，家境好的学生还可以从家里得到帮助，但对于梅永红而言，从家里拿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冬天的武汉阴冷潮湿。梅永红是衬衫套着衬衫，套了好几层，他没有毛衣。
梅永红大学期间还担任学校《华农青年》的主编，文笔颇受学生喜欢。
据《齐鲁晚报》报道，熟悉梅永红的人士回忆，梅永红属于学者型官员，讲话时经常脱稿，就某一个领域展开陈述，技术和人才是他经常被提到的两个关键词。
公开资料显示，梅永红主政济宁的５年间，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济宁全市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地方政府收入增长一倍多。先进制造业超过煤电产业，占据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增速、农业增速超过ＧＤＰ增速。统计显示，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已有４０多家选择在济宁投资兴业。
对于梅永红而言，这些都已成为过往。
有话要说官员辞职可不可以“说走就走”？
一名在中央部委工作的处级干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他看来，官员到民企任职，最大的价值在于了解政策、有人脉资源，“企业的许多事情，辞职官员首先‘知道找谁’，其次‘能找到谁’，然后‘能说上话’，最后‘能办成事’，这是民营企业最需要的”。
所以，有人担心官员辞职变成另一种明目张胆的权钱交易，有“对权力二次开发”之嫌。还有人提出，官员辞职下海要防止缘于职务的“期权效应”，即事先将自己的权力巧妙地转换成个人日后“跳槽”的资本。
根据现有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立法的意愿很明显，就是想斩断权钱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么是“直接相关”？法律缺乏更明确的界定。有媒体表示，从实际的辞职案例来看，对于需求方企业来说，正是看中官员在某个领域深厚的人脉关系，而不少官员辞职后，从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业务相关的工作。比如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４年，广州共有１１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出自城建系统的８人中有７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
这就给了公众巨大的想象空间。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原副区长刘有贵就是一个官员辞职下海的反面典型。据媒体报道，２００２年刘有贵辞职下海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人脉”的掩护下，空手套白狼，不到一年就成为坐拥１５１４亩住宅用地的“地主”；四五年后，成为身家过亿的大老板。２００９年，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以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依法判处刘有贵有期徒刑４年６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１６００万元。
公务员已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
南都：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公务员离职”，包括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也离开公职，你怎么看？
梅永红：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得许多人把“做官”作为最大的目标。
现在这点正在发生改变，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
这就是一份职业，最后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公务员岗位，下海的，回学校做研究的，甚至有的到了司局级都不做了。
谈基层干部
“县委书记月入３０００，还不如工厂打工的”
南都：２０１０年，你从科技部调到济宁市工作，谈到基层的工作，你在昨天的发言中，用到了“呕心沥血”四个字，在基层的工作难吗？
梅永红：我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早上８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８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８００多万人，ＧＤＰ３８００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７０００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３０００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基层政府官员每天要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没几个人不是焦头烂额的。当然做公务员的特殊性，就在于讲奉献、讲牺牲，他们如果违背了法律、良知了，也理应受到惩罚。
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过分的苛责，甚至动则谩骂，应该更加理性对待他们。
南都：很多官员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是不是跟收入不高有关系？
梅永红：我倒不这么认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有它合理性，毕竟老百姓收入并不高，作为公职人员，和老百姓收入差距大了也不行。
习总书记也说了，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
你对这个收入不满意，可以去做别的选择。绝不能把工资偏低作为腐败行为的借口。不然怎么解释有的官员贪了几千万还在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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