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田园

说到“城市”，人们眼前所浮现的大抵是高楼连绵的景象，现代城市里偶尔有的绿地，通常也都是特意设置的公园或绿化隔离带，像上海后滩公园那样虽以“田园风光”和“湿地”为基调，但显然，游人们都不难看出那其实是人为精心设计的园林景观。然而，就在并不久远的年代里，城市里的田园其实是极为常见的景象。

（现代田园城市想像）

年，法国汉学家谢阁兰第一次到访中国，从上海市中心前往7公里外的徐家汇，他所描述的沿途风光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舒适的电车快速地穿过一片平坦、黄澄澄、极其富饶的田野。”（《谢阁兰中国书简》）但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观感，事实上，“即使在年，仍旧可以在三四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城市里的棚户区里，农田也是常见的事了——闸北的棚户区居民回忆，年代“这里除了几间草棚外，周围都是江阴人种的菜田和坟窟，晚上出门伸手不见五指，和乡下没什么区别的”，那里甚至还有荒地、水田和桃园。至于城郊，田园乡村的景象就更寻常了，如今从上海到闵行一路都是连绵的高楼，但年代一位苏联专家的印象却是“当我们驱车从市中心出发，经过城郊，房舍变得越来越小，到最后全都是无边无际、荒凉简陋的单层茅草房。农田菜地越来越多，不时有树林出现。看起来撂荒的土地不止一块。”（MikhailKlochko《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

（晚清上海，城市里有现代化的林荫道，也有不少农田景象）

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别处就更可想见了。年春曾到访北京的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Doolittle）记载，拥有万人的北京是世上与伦敦、江户并列的三大城市之一，不过，“从城墙上眺望，北京城四处绿树如茵，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

这并不算是夸张，晚清时的西方人对北京的记述大抵如此，如JulieBredon说：“在我们的右侧就是属于中国人的城市。夏天，当家家户户院落中的树木枝繁叶茂的时候，整座城市会变得像一座大花园。天坛的蓝色穹窿矗立在绿叶的烘托中，犹如一朵优雅的石花。”年法国人马塞尔·莫尼埃宣称北京“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荒园或野地，或者说更像是森林”。在北京城内闲置的土地上，很多地方都种了庄稼。老北京都还记得，如绦儿胡同后边就有（定宜庄《老北京的口述历史》），至于城郊万寿山、圆明园一带那更是“一路青秧接壤，约千余亩”。

（老北京四合院往往绿树成荫，大树不在街上而在院子里）

当时的北京不像现在这样有“国际大都市”气息，瑞典汉学家喜仁龙（OsvaldSiren）年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将它描绘成一个大村庄：“右安门和左安门大可称为北京的‘村门’，因为它们所在地区，很少乃至没有城市景象，此二门的动人之处，主要不在于它们的建筑特色，而在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到右安门中间“须经过一片有如老式村庄的城区，还要穿过燕麦地和高粱地”，而左安门则“北接开阔田野。田野上一部分种着粮食和蔬菜，一部分长满了芦苇。这里除了远远可以望见的城墙外，简直没有什么城市迹象。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呢。”

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也是充满宁静田园气息的，他在《想北平》一文中写道：“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这也并非到清代如此，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北京什刹海、积水潭在明代甚至是湖水稻田，到清代才逐渐变为遍布荷花的水面。

（晚清北京）

至于近代的南京，由于再三经历战乱，城内的农田与荒芜景象更为明显。谢阁兰年对它的印象是：“南京：到了城墙围着的城市：城墙周长38公里，墙上筑有雉堞，一个大大的城门；城内，田野、稻田、农场、沙丘、堡垒、道路，应有尽有，除了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南京当时在这位法国学者的眼里，就只不像一个城市，别的都有。

这在当时许多人的观感中可以得到证实，几年后到访的芮恩施记载：“城区广大的、朴素的南京，一部分地方已经还原成农村，沿着路旁广阔的田野，几英里都是农舍。”年来华的日本人中野孤山眼中的南京几乎只剩一小片城区：“如今的南京市街占据着城内西南的一角，此外的其他地方都已残破荒废，尽归田圃。”（《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晚清，明故宫遗址上已草木繁盛，一片田园景象）

年到南京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注意到，南京明朝宫阙遗址周围的满城，“现在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的田地”。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看到的景象也是诗意中带着荒芜：“余晖充溢的城中，在夹杂着西式建筑的民居后面，可以看到麦田、蚕豆田，还有浮着鹅的水塘。……向领路的中国人一问，回答说南京城内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中国游记》）

到年代，已成为首都并经历了建设热潮的南京城，时人记述仍然“农田比其住宅和商业区多”。直至年，南京现在堪称市中心的鸡鸣寺附近，仍然是“一个几乎是一派农村景色的社区”（《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这固然是因为太平天国等历次战争的破坏，不过早在太平天国将它定为“天京”的盛时，城内景象也未必繁华，法国人CalleryetYvan在《太平天国初期纪事》记载年的南京，“城内面积至少比巴黎大三倍，但是在荒芜的街道当中，有着大块的耕地”。

（如今的南京明故宫遗址附近，仍然草木葱茏）

在成都，晚清时的外国游人常评价其满城风景宜人，“满城是这个城市中最美的地方之一，自然生长的花园和大片的树林犹如远郊村落”（《满与汉》）。本身是成都人的当代学者曾说“成都城还保留不少乡村的风味，直至清末在城内还可见到田园景色，这在其他城市却不多见”，前半句是对的，但后半句就未必了。

清末即便是繁华的武汉三镇，除最市井的汉口之外，武昌、汉阳“湖与野鸟”都是随处可见的，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在武昌城中散步时甚至“在城市的中心抓住了一对野鸡”，让他吃了一惊。甚至在建筑密度最高、城市化程度可能也是当时中国城市最高之列的汉口（年调查农业人口不到1%），在其年的城市地图上，城市建成区里也有许多小菜园像绿洲一样点缀其间，且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靠饲养家畜和捕鱼维生”（见罗威廉对汉口的论著）。

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城市中极为普遍，可以说直至两代人之前，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可以在城内看到田园景象。最令人惊诧的或许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居民不仅会在城里种稻种菜，甚至居然还会养猪养鸡。

年代就曾有人说过，“从广义上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使在拥有90万人口的广州这样繁华的城市里，每一家都在养鸡。”（《中国文化论集》）学者龙榆生的子女回忆年代在南京的生活时说，当时“全家十几口人住在南京汉口路中央大学的教授小楼里，院子很大，除几棵果树和几丛竹子外，都用来种各种蔬菜。小楼的地下室，喂养了几头猪，还有十多只鸡和鹅”——现在谁能想像在南京大学（或任何一个国内大学）的教师宿舍或院子里养猪养鸡！

但当时这却并不只是广州和南京如此，19世纪末期即便是上海的繁华街道上也常见到牛羊猪等牲畜。诗人北岛曾回忆，他小时候住在北京后海附近，“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城门开》）

正因此，曾在中国居住了四十二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在《中国乡村社会》中说：“许多地区级的城市、县首府，只不过是一些带有围墙和衙门的大乡村。”年代有人到苏北的邳县县城，发现“如同走入乡村一样，人民都在耕作”（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

这不仅体现在城内的田园、耕地、村庄，以及人们饲养的家禽家畜，在经济结构上也是如此。以近代山东为例，州县城内的许多居民并不以工商业为生，而仍然有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济宁这样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年仍有多达六分之一的城内居民是有耕地的农民。这在像石家庄这样农村城市化的典型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城市里“理所当然”都是高楼而无农田、市民也完全脱离农耕和饲养畜禽的景象，大致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

赞赏

人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ningshizx.com/jnwh/5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