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田园
说到“城市”,人们眼前所浮现的大抵是高楼连绵的景象,现代城市里偶尔有的绿地,通常也都是特意设置的公园或绿化隔离带,像上海后滩公园那样虽以“田园风光”和“湿地”为基调,但显然,游人们都不难看出那其实是人为精心设计的园林景观。然而,就在并不久远的年代里,城市里的田园其实是极为常见的景象。
(现代田园城市想像)
年,法国汉学家谢阁兰第一次到访中国,从上海市中心前往7公里外的徐家汇,他所描述的沿途风光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舒适的电车快速地穿过一片平坦、黄澄澄、极其富饶的田野。”(《谢阁兰中国书简》)但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观感,事实上,“即使在年,仍旧可以在三四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城市里的棚户区里,农田也是常见的事了——闸北的棚户区居民回忆,年代“这里除了几间草棚外,周围都是江阴人种的菜田和坟窟,晚上出门伸手不见五指,和乡下没什么区别的”,那里甚至还有荒地、水田和桃园。至于城郊,田园乡村的景象就更寻常了,如今从上海到闵行一路都是连绵的高楼,但年代一位苏联专家的印象却是“当我们驱车从市中心出发,经过城郊,房舍变得越来越小,到最后全都是无边无际、荒凉简陋的单层茅草房。农田菜地越来越多,不时有树林出现。看起来撂荒的土地不止一块。”(MikhailKlochko《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
(晚清上海,城市里有现代化的林荫道,也有不少农田景象)
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别处就更可想见了。年春曾到访北京的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usDoolittle)记载,拥有万人的北京是世上与伦敦、江户并列的三大城市之一,不过,“从城墙上眺望,北京城四处绿树如茵,一幅田园牧歌的景象”。
这并不算是夸张,晚清时的西方人对北京的记述大抵如此,如JulieBredon说:“在我们的右侧就是属于中国人的城市。夏天,当家家户户院落中的树木枝繁叶茂的时候,整座城市会变得像一座大花园。天坛的蓝色穹窿矗立在绿叶的烘托中,犹如一朵优雅的石花。”年法国人马塞尔·莫尼埃宣称北京“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荒园或野地,或者说更像是森林”。在北京城内闲置的土地上,很多地方都种了庄稼。老北京都还记得,如绦儿胡同后边就有(定宜庄《老北京的口述历史》),至于城郊万寿山、圆明园一带那更是“一路青秧接壤,约千余亩”。
(老北京四合院往往绿树成荫,大树不在街上而在院子里)
当时的北京不像现在这样有“国际大都市”气息,瑞典汉学家喜仁龙(OsvaldSiren)年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将它描绘成一个大村庄:“右安门和左安门大可称为北京的‘村门’,因为它们所在地区,很少乃至没有城市景象,此二门的动人之处,主要不在于它们的建筑特色,而在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到右安门中间“须经过一片有如老式村庄的城区,还要穿过燕麦地和高粱地”,而左安门则“北接开阔田野。田野上一部分种着粮食和蔬菜,一部分长满了芦苇。这里除了远远可以望见的城墙外,简直没有什么城市迹象。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呢。”
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也是充满宁静田园气息的,他在《想北平》一文中写道:“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生产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这也并非到清代如此,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北京什刹海、积水潭在明代甚至是湖水稻田,到清代才逐渐变为遍布荷花的水面。
(晚清北京)
至于近代的南京,由于再三经历战乱,城内的农田与荒芜景象更为明显。谢阁兰年对它的印象是:“南京:到了城墙围着的城市:城墙周长38公里,墙上筑有雉堞,一个大大的城门;城内,田野、稻田、农场、沙丘、堡垒、道路,应有尽有,除了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南京当时在这位法国学者的眼里,就只不像一个城市,别的都有。
这在当时许多人的观感中可以得到证实,几年后到访的芮恩施记载:“城区广大的、朴素的南京,一部分地方已经还原成农村,沿着路旁广阔的田野,几英里都是农舍。”年来华的日本人中野孤山眼中的南京几乎只剩一小片城区:“如今的南京市街占据着城内西南的一角,此外的其他地方都已残破荒废,尽归田圃。”(《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
(晚清,明故宫遗址上已草木繁盛,一片田园景象)
年到南京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注意到,南京明朝宫阙遗址周围的满城,“现在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的田地”。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看到的景象也是诗意中带着荒芜:“余晖充溢的城中,在夹杂着西式建筑的民居后面,可以看到麦田、蚕豆田,还有浮着鹅的水塘。……向领路的中国人一问,回答说南京城内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中国游记》)
到年代,已成为首都并经历了建设热潮的南京城,时人记述仍然“农田比其住宅和商业区多”。直至年,南京现在堪称市中心的鸡鸣寺附近,仍然是“一个几乎是一派农村景色的社区”(《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这固然是因为太平天国等历次战争的破坏,不过早在太平天国将它定为“天京”的盛时,城内景象也未必繁华,法国人CalleryetYvan在《太平天国初期纪事》记载年的南京,“城内面积至少比巴黎大三倍,但是在荒芜的街道当中,有着大块的耕地”。
(如今的南京明故宫遗址附近,仍然草木葱茏)
在成都,晚清时的外国游人常评价其满城风景宜人,“满城是这个城市中最美的地方之一,自然生长的花园和大片的树林犹如远郊村落”(《满与汉》)。本身是成都人的当代学者曾说“成都城还保留不少乡村的风味,直至清末在城内还可见到田园景色,这在其他城市却不多见”,前半句是对的,但后半句就未必了。
清末即便是繁华的武汉三镇,除最市井的汉口之外,武昌、汉阳“湖与野鸟”都是随处可见的,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在武昌城中散步时甚至“在城市的中心抓住了一对野鸡”,让他吃了一惊。甚至在建筑密度最高、城市化程度可能也是当时中国城市最高之列的汉口(年调查农业人口不到1%),在其年的城市地图上,城市建成区里也有许多小菜园像绿洲一样点缀其间,且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靠饲养家畜和捕鱼维生”(见罗威廉对汉口的论著)。
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城市中极为普遍,可以说直至两代人之前,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可以在城内看到田园景象。最令人惊诧的或许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居民不仅会在城里种稻种菜,甚至居然还会养猪养鸡。
年代就曾有人说过,“从广义上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使在拥有90万人口的广州这样繁华的城市里,每一家都在养鸡。”(《中国文化论集》)学者龙榆生的子女回忆年代在南京的生活时说,当时“全家十几口人住在南京汉口路中央大学的教授小楼里,院子很大,除几棵果树和几丛竹子外,都用来种各种蔬菜。小楼的地下室,喂养了几头猪,还有十多只鸡和鹅”——现在谁能想像在南京大学(或任何一个国内大学)的教师宿舍或院子里养猪养鸡!
但当时这却并不只是广州和南京如此,19世纪末期即便是上海的繁华街道上也常见到牛羊猪等牲畜。诗人北岛曾回忆,他小时候住在北京后海附近,“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城门开》)
正因此,曾在中国居住了四十二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在《中国乡村社会》中说:“许多地区级的城市、县首府,只不过是一些带有围墙和衙门的大乡村。”年代有人到苏北的邳县县城,发现“如同走入乡村一样,人民都在耕作”(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
这不仅体现在城内的田园、耕地、村庄,以及人们饲养的家禽家畜,在经济结构上也是如此。以近代山东为例,州县城内的许多居民并不以工商业为生,而仍然有自己的土地,即便是济宁这样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年仍有多达六分之一的城内居民是有耕地的农民。这在像石家庄这样农村城市化的典型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城市里“理所当然”都是高楼而无农田、市民也完全脱离农耕和饲养畜禽的景象,大致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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